忘忧何以解忧?——时代美术馆的家庭空间考证
Sep 2019
不妨将展览空间视作一个家的空间。这一次,时代美术馆比惯常所处的展厅更加逼仄,也更加私密,它分隔出小室、过道和迷宫,空间陈设提醒着身体的存在。
“忘忧草:考古女性时间”(展期:2019年9月14日至11月17日)的标题暗含着两重维度。“忘忧草”是一个羸弱的意象,一个若隐若现的引子,承载着女性被挤压进家庭空间的话语与自我纾解的情绪。“考古”却是从感伤和记忆中抽离的行动,挖掘遗失在历史中的叙事结构。在情绪与理智的角力中,“女性时间”不具备一种固定的尺度,同时也与其它概念相互依存,对女性时间的考证,势必包含着对“男性时间”、社会性别和家庭空间的探讨。
“客厅”部分,赫然摆放着何恩怀的装置作品《水滴鱼》(2019)。“地毯”是一幅巨大而扭曲的婴儿图像,任人踩踏。在其之上,一侧是英制尺制成的支架,“英尺”这一据传由亨利一世小臂长度而定下的尺度,至今丈量着当代的物品与空间;另一侧被成倍放大的水滴鱼雕塑,平行对应着“忘忧草”的隐喻——水滴鱼被深海的压力塑造出凝胶般的柔软形态,其生存却又完全依赖于高压的环境。“客厅”的墙上,张晓刚的《青松与药瓶》(2010)更加直白地描述了一个家庭情境的感伤遗存。不锈钢上绘着象征生机的松树盆景,与玻璃钢制成的大量药瓶浮雕相映衬,定格了父母在晚年的生命体验。
整个空间的墙面上,挂着许多与家庭空间有关的画面。与《青松与药瓶》一样,这些“挂画”中没有人,只有无数细节压缩在材质和物品中。彭奕轩的《大吉大利》(2019)动态展示着母亲安排好的家中风水,母亲不在场,但刚刚被摆好、仍在微微晃动的琉璃桔子风水摆件,记录了她制造家庭空间的动作留存。这个反复播放的镜头,诉说着文化风俗如何影响了个人对家庭的愿景。
马秋莎的《“空间的故事”祖母的房间》摄影系列(2007-2008)展示了另一个家庭场景,过于精确和细节化的房间内部如同一个拆开平铺的纸型屋(papier maché)。艺术家将镜头对准祖母房间的一件又一件物品,相机没有情绪和记忆,绝对中立地考证着寻常家庭空间,使其不再私密——但我们也不禁诘问,被社会结构挤压进家庭空间的女性,是否在家庭中真正拥有自由私密的空间。北京的胡同平房和低楼层住宅区中,室内外空间的界线向来是朦胧的,常常仅以一片纱帘作为分隔。《雾No.9》(2012)即是马秋莎提取童年居住经验、对空间区隔的纪念。艺术家将蕾丝布帘覆在纸上,用不同的颜色反复在布上描画着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分界。揭下布后,雾中风景成了黑色暗纹。
人的位置在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之间不断转换,物品的身份也在商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移动。罗丝·萨拉恩的“人”(Person)系列试图从地铁里丢失的戒指中寻找原主人的身份,以科学或占卜的方式,提取“物”中压缩的人的信息。曾有不同归属的物品最终排成一列,承载着不会继续发展的故事,被装裱于墙上。而当我们以在社会生活中习惯以简历和档案充当自我身份的发言者,这些社会属性的数字与文献是否比一只戒指承载着更多的个人叙事?
张怡的《奶惊》(2017)将空间以多块木板分隔,进一步阻挡了一览无余的目光。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水体干涸,但政治局势对拍摄基础设施严格管控。刚生育的艺术家前往咸海,用傻瓜相机随意记录自己作为母亲的日常仪式性吸奶行为,用身体的产物过滤并度量景观环境,容器里的母乳表达着对“不可为”的失落。穿行其间,观者的目光面对着艺术家缺席的身体,也用自己身体丈量着艺术家的旅程。
美术馆的墙面和窗户同样被转换为装饰性极强的布景。一面是涂成绿色,画着青蛙的“儿童房”墙壁(《小青蛙》[2019]),墙的前方是两枚叠放的巨型骰子,骰子每一面都是童趣却赛博格式的画面,彩色的身体部位、几何形状、动物共同构造了新的家庭场景。艾德·米诺里提(Ad Minolti)深受唐娜·哈拉维(Donna Harroway)和朱迪斯·巴特勒(Judith Butler)的思想影响,她以儿童审美为透镜,勾勒出将本质论认知悉数打散重塑、身份模糊流动的童真世界。展厅另一端同样也被改造为一片后人类时代景象,高耸的窗户被涂绘成彩色教堂玻璃,机器人“香兰”以宛若千手观音和自在观音的形象被我们仰视着,在艺术家施昀佑和子杰的设想中,“她”能够读取并学习家庭数据,融入家庭生活。机器人在不远的将来重塑家庭,终于成为智能家政时代的偶像崇拜,在想象的2035年,挤压着当下香港外籍帮佣所剩无几的生命权利。
比起开放空间中作品对家庭空间的坦然呈现与人的缺席,每一个角落和房间中的作品有着更多的表演、叙述与窃窃私语,也暗藏着更多的暴力和隐痛。许哲瑜的动画录影《没有来自家的消息》(2016)以哥哥与其尚是婴儿的儿子为故事主角,书写着被台湾社会与文化裹挟、挣扎在价值冲突与暴力紧张中的个体命运。王拓的两个录像房间以一帘相隔,似乎共同讲述着与文革有关的故事,其主体和时代却又模糊。它们以语言和文献为底色,抽出虚构的一角并重构虚构。《奠飨赋》(2016)从线性历史时间中提取出女性叙事,以赛珍珠的小说《梁太太的三个女儿》(1969)为背景,两名女性通过机器转译的文学作品,在同一空间内却犹如阴阳相隔,各自表演着母女的身份;《共谋失忆症》(2019)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加缥缈,从玩偶之家摔门而出的娜拉,似乎处在男性作家的梦境或记忆之中,而录像两旁的绘画也试图接近一个模糊的历史记忆。
娜拉醒了,是无法回到梦境中的,她抬头望着自己身处的环境。笹本晃的《多拿圈图》(Do Nut Diagram)记录了艺术家在一片森林中画记号、涂抹、擦洗等日常而费解的行为。打破平衡——透明壁垒击碎的一瞬间,如同娜拉出走的关门声——但转瞬又进入了新的平衡,场景似乎归于原点,只是意义已经滑移。赛西尔·B·埃文斯(Cecile B. Evans)的影像《一个东西可以多快乐》(How Happy a Thing Can Be,2014)同样预设了日常且荒诞的场景,流血的剪刀、崩溃尖叫的梳子和踉跄而行的螺丝刀,伴随着两名女性在背景中的对话,情绪从百无聊赖逐渐滑向歇斯底里。昏暗的角落里,如同路灯的光透过陈泳因的《窗》照进室内,艺术家构想了一个争吵的场景,上千张纸反复勾勒着同样的情绪,叠加,将窗户被推开的负空间实体化。这个推开的空间被进一步用树脂制成雕塑,悬在窗的对面,如同亲密关系中无法补救的错位。
在展览中作为主要议题的性别问题,不是一般意义上性别(gender)如何建构,文化规训如何操演性别的问题。范加《母亲是女的》(2018)从母亲的尿液样本中提取雌激素,与乳霜混合后分发给无亲属关系的他人。性别秩序将女性与母性(maternal feelings)紧紧联系在一起,艺术家提取了母亲的性别身份,询问女性究竟在何意义上、又是如何成为家庭和血缘的连结点。“女性时间”作为入口和通道,必将从个人叙事通向普遍的亲密关系与家庭结构。
回到“客厅”,墙面上笹本晃的诗隐喻着展览的意图:
“鬼魂在厨房和卧室里游荡,被怨念点燃,
它们搅落砧板上的蔬菜,在被套里揉搓你的羽绒被。
它们居住在日常的空间里,
试图使目光短浅的人从表面的生产力上转移注意。
无意识的家庭生活使它们回想起活着,逃避的时候。”
这些扰乱着例行空间与线性时间的鬼魂,正在沉默地介入我们的日常经验。展览试图抓住它们暗中承载的叙事,从我们纠缠的经验中令鬼魂显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