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，“星星”往事与残光的消逝
Jan 2020
1979年在过去的一年被反复提起。从博而励画廊举办的“没有航标的河流，1979”，泰康空间“恋舞神曲”中李晓斌拍摄的“星星画会”成员在圆明园组织的舞会，袁运生在站台中国的个展以1979年因绘有裸女而备受争议的首都机场壁画《泼水节———生命的赞歌》开篇，到OCAT研究中心呈现的个案展览“星星1979”（展期：2019年12月20日至2020年4月12日）。这些展览共享了部分作品和叙事，塑造了1980年代前后的艺术史与社会面貌：知青返城请愿，“四五运动”被平反，“北京之春”期间民刊游行兴起，西单民主墙上活跃起独立思考的声音……暗潮涌动、社会沸腾的时代里，“星星美展”与其说应运而生，不如说与生发这些事件的原因一脉相承。
“星星美展”常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滥觞，在艺术史的书写中被抬上神坛[1]。四十年后，其实际的展品、展陈方式与事件始末早已模糊，渐至空洞，只剩下一个混沌庞大的历史意义被反复咀嚼与称颂。 此次“星星1979”意在将大量档案文献的考证作为底色，细致重塑“星星美展”的血肉和脉络。
“星星1979”开篇以熟悉的历史回溯展览方式作为引子，将两届三次“星星美展”及其余波置于1976年到1980年的时间线内，牵扯出众多文艺界与社会大事记。五年间编织的叙事使星星美展有了承载之物。紧随时间线脉络之后的呈现方式则摆脱了研究型展览的桎梏，用图像和文字强调视觉的、直接的冲击。但此展览不是围绕着某一主题、用弥散而错综的线索来集结作品的群展，而是以大量原始资料作为底本，追随着第一届“星星美展”（也称“露天美展”）时空定点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，中国美术馆东侧花园，进行原境重构。
展览的一个展间重现“星星美展”首展，基于照片、录像与口述，150余件作品中的许多以等比例还原。从曲磊磊的钢笔画如《法律》（1979），何宝森的人物肖像《姑娘和她的希望》（1973），薄云的水墨画《夜泊》（1979），到王克平的木雕作品《沉默》（1978），马德升的木刻版画《佛像》（1979），艺术家的表达呈现出强烈的自发性，作品之间没有主题或线索关联，仅共享着一个创作的出发点，即不为政治服务。
历史的逆溯使得星星美展不仅以展览本身回到大众视野，更向已经惯于画廊与美术馆的展陈方式的观众，提示着其时特殊的展览方式。在栏杆上、树上悬挂画作这一动作本身在当时即是一种宣告的行为，与张贴宣言有着相似的力量，这种自发的动作意味着，工人身份的业余艺术家拒绝被遴选进入美术馆平整规矩的白墙之上。
另一个空间重现了当年艺术家、诗人在寓所内的集会空间。尽管怀旧的屋内陈设、书籍、家具乃至音乐稍嫌煽情，这样的空间（往往是成员的住所和工作室）内曾充斥着对文艺思潮与时弊的探讨，也催生了包括“星星”在内的文学艺术团体。这些沙龙式的集会将业余艺术家、《今天》、《沃土》、《北京之春》等民刊的创办者和参与者、“四月影会”的成员等——其中许多人的身份是重叠的——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。与此呼应的是此次展览中媒介与艺术形式界限的消失。记录事件的摄影，文学团体的配诗，信件与宣言等材料，从语境化的功能性、辅助性文献变为整体的一部分，而以往作为主体的“艺术品”部分里，许多作品只以复制品姿态出现，但也与真迹承担着同样的重构功能。
然而，这种共同体是松散的。艺术家有着不同的诉求，如在“露天美展”的前言中所写，“我们的画里有着各自的表情，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”。艺术家因其时无法以个体行动发声而走到一起，这种集结产生的是一种表面共性。故而对于“星星”的回溯只能止于对展览事件及语境的重构，其作为团体的残光，即遗留于后世的“星星”精神的寻找，难免有些失落。
对于这个承载着艺术界许多想象的展览事件，“星星1979”延续了OCAT研究中心“元展览”——即关于展览的展览——的模式，通过还原语境破除了艺术界对展览的模糊想象与预设。其中有对于先锋性的想象：“星星美展”在当时收获了来自美协的支持，官方与民间的界限并非是不可撼动的，而是形成一种立场不同的模糊契约，共同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浮沉，是故星星所争取的并非与“官方”抗衡，而是在主流中的边缘暗流能发声的机会；也有对于40年前当代艺术曲高和寡的想象：“星星”在1979年正因其前卫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展览，而所谓为大众而举办的全国美展则观者寥寥。
此展为中国当代艺术史提供了展览个案研究的材料，也再次将“星星美展”从真空中释放出来。然而细致的重构也无疑意味着祛魅。经过了在画舫斋的第二次展览，“星星”大放异彩，无论是民众的支持，参与者和相关团体的反思与宣告，还是在新闻界激起的反响，都在1979年和1980年沸腾，但却也止步于此。诚然，展览无意触及9月28日后发生的一切，此举也将美展与其余波产生的社会运动割裂。1983年抵制艺术美学中自由主义倾向的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，彻底将星星美展残余的光亮吞噬殆尽。在这些历史碎片的失语中，若要称“星星”为当代艺术之滥觞，其究竟如何承接了“四五运动”之精神，铺垫了“八五新潮”乃至其后的发展，线索却不明朗。
“星星美展”不仅是艺术史上的一笔，更是文化史、社会史的构成篇章之一。然而，展览采取的策略仍然是将其置于艺术史的框架下，以小心不出界，触及更广阔的问题的方式，挖掘四十年前的艺术史。我们反复回望过去，是因为更难以谈论今天——撤展，审查，艺术家与权力主体的对峙，并未比往日更好。“星星”提出的口号“要政治民主，要艺术自由”，在今天只能哑然。
当黑夜再度降临，天空仍会出现星星？[2]
[1] “星星美展”作为艺术史上的转折点的观点，受到许多艺术史学者的认同。Geremie R. Barme认为“星星美展”承担了1980年代初大陆文化转变的先锋作用，栗宪庭称其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异见者，高名潞认为“星星美展”的反学院派和反形式主义在中国史无前例。
[2]第一届“星星美展”留言本中一位观众的留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