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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对谈:李景湖

Nov 2019

当流散与身份流动在如今的艺术创作中随处可见,李景湖偏安东莞一隅的选择,成为了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的异类。这名故乡的旁观者与时代的记录者,擅长用现成品造成符号与所指之间的错位,引发观者的惊异。如《彩虹》(2009)中,低至生活表面的塑料日用品,被艺术家以光谱分类摆放,形成一道天际线般的优雅景象,这种转喻常令人将李景湖的作品冠以浪漫之名。然而其剖开生活、直指核心的创作方式是冷峻的:《逃亡路线(我的家族史)》(2016)重现了边境管制的铁丝网栅栏,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时代纪念碑,同时记录着艺术家童年时、家庭成员努力穿越广东香港边境的艰难历史。

阔别五年的北京个展“陪伴”(魔金石空间,展期:2019年10月24日至12月7日)仅呈现三件作品:一百余组马赛克瓷片环绕整个展厅(《陪伴》[2019]),每一组如同微缩的色域(colour field)绘画,细看却有丰富迥异的细节。这一本应以群体出现的建筑材料,因其为样品而被废弃在拆迁的建材市场,失去了商品属性,每一片都成为异类。散落地面的水波纹金属圆盘与置于其上的首饰成为了“陪伴”的注脚:这件名为《爱人》(2019)的作品暗示着务工者之间脆弱易逝的情感关系。《基础 #1》(2019)将马赛克原材料与各类首饰的残次品——外观几乎与合格品无异,只因极细微的瑕疵被拒绝进入高档商场流通——填埋进水泥的基柱中,如同当代化石。

在艺术创作之余,李景湖与石金花合伙创办了非营利艺术驻留空间“石米空间”。这间东莞的老宅目前已邀请了刘窗、刘辛夷、顾颖、Amy Lien和Enzo Camacho等艺术家和写作者在此逗留。

在工业庞大的洪流中潜伏的,始终是艺术家对个人生活的观照。在本次Ocula对谈中,李景湖剥下“东莞唯一当代艺术家”的标签,谈及从生命体验出发的创作方式,并重新审视故乡与个人创作之间丝丝缕缕的关联。

你的创作呈现出两种面貌。《逃亡路线(我的家族史)》从个人经验出发,象征着你的家族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努力,而在《现在考古(东莞)》(2016)等作品中,你成为了历史记忆的记录者,玩具的青铜模具成为了时代的直接证物。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在你的创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?

这两者在我不同的创作时期出现,每一次个展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创作阶段。我的第一个个展在2006年,那时我已经思考清楚为什么需要艺术,为什么要做艺术家:我需要艺术来解决我自身的问题,探讨和解答我对个体生命的困惑。这个想法延续至今。艺术提供了一个渠道,让我从现实中抽离,重新看待我的生命历程。2006年在深圳雕塑院的个展“没问题”做了6个作品,包括把西瓜做成头盔,闹钟做成风铃,每个作品都解决了我人生各个阶段面临的某个困惑。

我2002年从深圳辞职,决定回到东莞,因为东莞才是我出生长大,塑造了我的身份的地方,只有回到东莞我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源,思考“我为何是我”的问题,在其它城市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。我用了四年时间,每天在家里思考,好像在一个满是家具的房子里搜寻某个丢失的小物件,必须要将大的物件慢慢清空,才能在角落里找到它。艺术对我而言,就是这个丢失了很久的小物件,我必须抛开以前对艺术的既有认知,才能找到艺术真正意味着什么。

生活经验积攒起来,最终通过偶发的冲动变成作品。

是的。《瀑布》(2015)是一个例子。在泰康空间展览(“回家,离家出走:一则地理艺术样本”,展期:2015年6月18日至8月15日)方案提交前的一天半夜,我在宋庄突然想到了这个方案,在相连的手机屏幕上播放水龙头的画面和流水声。我住在东莞的城中村,周边都是出租房,每天6点多就能听到开水龙头的声音,持续到9点钟结束,从晚上6点又开始到12点结束。这种流水声伴随着我的生活,当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,原本生活的一部分经验便冒了出来。手机则象征着一种权力,以前只有电视台有权拍摄,后来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照相机,而手机普及后,人人都有权拍摄。我的生活体验偶然促成了二者的结合。许多作品也是出于个人情感,一次偶然看到一棵路边的树,想到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,于是我将一棵树的所有叶子修剪成心形,创作了《不要说出来》(2006)。这就是我的创作方式,我不是通过寻找思路和哲学创作的艺术家。

这次的作品和之前相比,更加关注“关系”。比如在《海风》(2014)里,你通过盛满水的二手不锈钢餐具创造情境,唤起其承载的故事与背后的特定群体,即从内陆来到沿海城市的务工者。而本次展览的同名作品《陪伴》(2019)则将物品通过符号化的转喻、直接与人对应起来,从而获得更加抽象和普适的关系。

原来关注的更在于通过大的叙述观察我身边的东西,落在感受性的表达,没有落到关系上。比如《海风》对应的是数量庞大的人群,《白云》(2019)叙述的是一种大的环境,即工厂。2009年,三年前心里的困惑已经渐渐得到了解答,也是在那时,我逐渐意识到个人情感对周边环境的依赖,当时我周边的环境就是工厂,许多作品便是这样产生的。直到这次个展,我又步入了新的阶段,和周围工厂的关系不像之前那样突兀明显——就像《白云》里明晃晃的工厂灯管——现在的表达更加和情感融合在一起。

以前我也会考虑很多东莞的特殊性,但随着东莞的标签和符号性的减弱,个体在大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变得普遍,东莞与中国其它城市的差异逐渐消失了,所以自然而然产生了创作上的转变。现在我更愿意表达的是自身的际遇,更加关注个体化的命运和感受,作品从而也更多隐喻了我的个人状态。

那时作为“世界工厂”的“唯一当代艺术家”,是否有一种使命感推动着你创作,记录下历史进程?

有,那是一条路径。东莞不同于上海,北京,广州等大城市,没有艺术圈,只有我在探讨当代的东西。对现在的我来说,运营石米空间、处理和政府部门的关系等等都是一种迂回和打开的方式,会更了解东莞的现实,也让创作有了更加多的体现和素材。

东莞像是一个庞大的资源站,是一个容易切入、进入和找到契合的城市。你如何看待“南方经验”?

“南方经验”像是一个标签。我更感兴趣的是能不能准确地捕捉自己的感觉,清晰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。我不会将自己归类,但我身处东莞,也不能抛开这个地域的事实。“东莞是什么”——东莞不是一个封闭的地理概念,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和符号。本地的俗语说“东莞堵车,世界缺货”,它和全世界紧密连结在一起。所以无需强调东莞或避开东莞,它是我的创作背景——由于地区产业特性,东莞经验曾经有别于国内其它地区,但到了当下,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被淘汰或转移,现在年青打工者都流向大城市,过去东莞打工的生活经历,现在漂流在大城市的年青人也在经历着,没有本质区别,所以东莞经验越来越有普遍性。

《星座》里手工装配水钻的情境已经没有了吗?

还有一些,但越来越少了。

你在《星座》中构建了一家人夜里围着台灯劳作的场景,这次的《基础 #1》同样也将饰品作为元素,但似乎成了一种遗迹。

不锈钢饰品加工业是我居住的长安镇的主要产业,产量占全世界百分之七十。所以这些劳作场景和产品物料等很自然地成为我创作的重要元素。而随着时间的变迁,终有一天,这种繁华制造业情景将会消失不再。

无论是《基础 #1》还是《陪伴》,都以残次品为主体。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物品之间的情感交流是残酷的。

“陪伴”这个词带有一种中性的情绪,避免了空泛和文学性的表达。我认为残次品包含的信息远超完整的商品。这些马赛克样品拥有丰富的细节和精美的工艺,它们并置产生的叙事不是我设想好的,它们自发产生的深度也令我惊异。我们将马赛克视作群体,但当面对一块单独的马赛克的时候,这种不寻常的面对面体验使其拥有了和人对应的生命意义。

许多人认为你的作品为灰暗的现实找到了一个出口。你如何用艺术面对当下?

艺术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,只能解决心里的问题,也只能面对我自己的现实。许多人称我的作品诗意和浪漫,那是因为我的现实里没有诗意和浪漫,艺术是我现实裂缝中精神层面的填充物,只能抽离,但不能解决现实。每个人只要找到自己的出口,都能够成为艺术家。

我选择不是在北京或上海,而是在小城市里创作,这是我对艺术的认知决定的。在我看来,生活是要优先于艺术的,我希望以“拾荒”式的创作方式回到生活本身,借助艺术,对生活本身作出思考。艺术只能是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东西。

对谈:李景湖: Wor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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